（本文作者黄梅波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院长；牛东芳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创新与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
9月11日，非洲移动通信运营商Africell发布公告称，美国进出口银行宣布向其提供9960万美元直接贷款，用于在安哥拉引入美国和欧洲的移动网络技术。
美国对非近1亿美元的贷款，能在非洲通信市场激起多大浪花？
2024年12月，Africell就披露过美国进出口银行1亿美元的初步融资承诺。今年9月的公告表明美国切实落地了原有布局，但单凭这一项目，还不足以判断美国对非投资正在全面扩张。判断这笔交易的背后含义，需要把目光从金额移向资金的使用方式。美国政府支持一家运营商购买特定来源的技术，该融资需与设备订单、后续服务和长期市场布局联系起来。这也为观察中美对非投资提供了一个窗口，除了比较投入多少，还要看资金投给谁、支持什么业务，以及项目建成后如何持续经营。
1.美国给非洲通信企业配上了融资工具
首先需要分清，这笔钱属于面向企业的出口融资。它与无偿援助、企业股权投资有不同的性质。现有公告尚未披露贷款利率、期限及具体拨付进度，不能据此认定近1亿美元已经全部到账，或判断融资的优惠程度。
需要注意的是，Africell与华为在这条产业链上的角色不同：前者经营移动通信网络、争取用户，后者提供通信设备和技术。美国支持运营商采购美欧技术，会影响设备供应商之间的竞争，进而为后续技术和服务进入当地市场创造条件。从商业逻辑看，运营商购买设备时，既要比较报价，也要考虑能否获得融资、还款安排是否适合业务增长，以及未来维护和升级的成本。出口融资一旦进入采购环节，未来的供应商竞争就增加了一项重要衡量标准，供应商除了卖设备，还要能帮客户解决一笔专门买这批设备的贷款问题。
元股证券:ygzq.hk美国对非洲通信企业的支持工具也不限于贷款。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2024年12月宣布实际出资5000万美元，同时撬动谷歌、芬兰工业合作基金总计9000万美元对泛非数字基础设施企业Cassava Technologies进行联合股权投资，支持光纤、数据中心和数字服务业务。
这些项目表示美国正在通过贷款和股权投资，把公共资金与企业的商业扩张、技术选择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2.中国对非资金正在调整，不能只看贷款多少
观察中国对非经济参与，也需要区分不同类型的资金。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数据库主要追踪中国贷款机构向非洲政府、国有企业及区域多边机构作出的贷款承诺，并不覆盖中国企业对非经营活动的全部资金。其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对非贷款承诺约为21亿美元。
另一组数据则显示，中国企业对非投资近年仍在增长。根据商务部公布的运行情况，2025年中国对非洲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41%。这与前述贷款数据的年份、统计口径均不同，不能直接相加或相互抵消，却足以说明贷款减少与企业投资增加可以同时发生，单一指标无法代表中非经济合作的整体变化。
更值得关注的是融资方式的调整。上述贷款研究指出，中国对非融资正在更多采用人民币计价贷款、通过非洲当地银行向中小企业转贷等方式；部分领域的业务也更多通过直接投资和市场交易开展。
通信领域的企业业务同样在延伸。2024年5月，华为云在埃及上线开罗云区域，面向当地及北非市场提供云服务。此类业务需要持续服务客户，其经营重点包括计算和存储服务、应用支持以及本地合作伙伴培育。它为观察中国企业从设备供应向持续服务拓展提供了一个具体案例。
当然，这种变化尚不均衡。波士顿大学与非洲经济研究联合会发布的2026年研究指出，2023年和2024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回升，主要由少数大型项目带动。因而，既不能把贷款收缩简单理解为“中国撤退”，也不宜把局部增长描述为所有国家、所有行业同步扩张。
综合来看，中美对非经济参与都呈现出更有选择性的特点：具体企业、项目的商业前景以及资金支持方式，正在成为理解双方布局的重要切入点。对于企业而言，拿到项目之后能否形成稳定收入，也应成为评价投资质量的重要标准。
3.非洲需要的，是更多人用得起、用得好网络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2026年6月发布的《2026年非洲移动经济报告》显示，约63%的非洲人口生活在移动宽带覆盖范围内却没有使用移动互联网，约9%的人口仍处于覆盖范围之外。设备和服务的可负担性、数字技能等因素，制约互联网使用。根据今年8月我们在肯尼亚的深度调研，数据流量资费是当地人的一项重要费用支出，许多当地人并不会一直使用手机网络，以缩减开支。
这意味着，增加基站和网络容量只是任务的一部分。网络覆盖之后，居民是否买得起手机、付得起资费，小企业能否利用网络接订单、收货款，同样决定投资能否产生发展收益。大量潜在用户无法转化为实际用户，也会影响运营商的收入和偿债能力。因此，非洲国家评价外部融资，需要把融资条件与项目的长期效果放在一起考察。除了贷款金额，还应比较设备全生命周期成本、网络升级和互联互通条件、本地技术人员培养，以及政府是否承担了超出能力的担保责任。如果供应商选择受到融资安排的限制，就更需要核算整套方案的实际成本。
对中国而言，美国这笔交易带来的启示也很具体。金融机构需要更充分地研究当地运营商、银行和项目公司的需求，依据现金流选择贷款、股权、担保等工具，并合理匹配融资币种与收入币种。通信企业则应把设备、运维、人才培养和本地应用服务结合起来，让客户看清长期投入能够换来什么收益。
此外，公共资金同样需要保持边界。具有稳定商业收入的项目，应当由企业自己接受相应的商业约束。但偏远地区连接、公共数字技能培训等收益难以覆盖开支事项，才更需要有针对性的公共支持。
近1亿美元贷款释放的信号，是对非竞争开始考验融资能力、技术服务能力和当地经营能力的新阶段。对非洲而言，衡量外部合作的最终尺度，应当是更可负担地连接、更多本地就业，以及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创造收入的能力。谁能在这些方面交出长期成绩，谁的投资才更有可能获得持续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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