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丨打球、格斗、下棋……千年前的敦煌“运动会”好生热闹！

翻开泛黄的敦煌遗书，观览生动的莫高窟壁画美股，一个热闹非常的“沙州赛场”赫然眼前：马球激战、格斗大赛、围棋博弈……古代敦煌人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懂生活，更爱运动，也更会玩。

纵马击鞠

所谓“蹴鞠”，翻译成现代文就是“踢球”，其中蹴是“踢”的意思，鞠指的是“球”。早在秦汉时期，蹴鞠就已在民间流行。到了唐代，又出现充气空心球，用猪尿脬作球胆，吹满气封上口，外面用皮革包裹缝制。这种球的弹性上乘，已经接近现代的足球。

敦煌文献中的《召蹴鞠书》（P.2619、P.3637）就是一封邀请蹴鞠的信函，写信人很明确地提到，“阴沉气凉”之时，正“可以蹴鞠释闷”。“时哉！时哉！”更体现出他的急切态度，仿佛是今人在微信上疾呼“快来”一般。而在《答书》里，收信人则说“雨后微凉，纤尘不起，欲为打戏，能无从乎！苑勒咨迎，枉驾为幸”，欣然从命前来。人们在唐人仲无颇留下的《气毬赋》里，还能从“交争竞逐，驰突喧阗”之中，想象当时蹴鞠球场上的热闹场景。

敦煌文书P.2619是一封邀请蹴鞠的信函，在《答书》里，收信人说“雨后微凉，纤尘不起，欲为打戏，能无从乎！苑勒咨迎，枉驾为幸”，欣然从命前来

除了当“足球”踢之外，古代还流行在马上“击鞠”，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马球。因为马球比赛充溢着寓武于乐的豪情，唐代的马球运动更是风行一时。中宗在位时期，马球（毬）已深受唐廷喜爱，“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甚至在接待吐蕃使臣的场合，也会以马球竞技助兴。《旧唐书·吐蕃传》就记载了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十一月，吐蕃使臣来唐迎金城公主，“中宗宴之于苑内球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打球，中宗率侍臣观之”。《封氏闻见记》还补充，唐中宗在梨园亭子观看马球比赛，与吐蕃马球竞技中，临淄王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俨然一代球王的模样。

不难想见，马球运动的“门槛”，比“蹴鞠”高得多。首先，平坦开阔的球场自然是题中之义。进行马球运动需要精湛的马术，唐时敦煌是军事重镇，当地的驻军也把马球活动作为重要的军事训练内容，并修筑了球场。这类球场，除举办比赛之外，还是重要的公共活动举办地。《张淮深变文》（P.3451）就提到，唐廷使节前来，归义军“诏赐尚书，兼加重锡”的时候，就是“罗列毬场，万人称贺”，“到日毬场宣诏喻，敕书褒奖更丁宁”。

而马球、球杖、乘马三者，作为马球运动的基本器具，可谓缺一不可。其中最为重要的，又莫过于马。敦煌地处河西走廊的要冲之地，地近良马产地，马球运动活动在此得以广泛开展，是很自然的事情。敦煌遗书《丈夫百岁篇》（S.2947）便写道，“平明趁伴争球子，直到黄昏不忆家”，足见古人对击球运动的热衷。有趣的是，在马匹一时难以获取的情况下，人们还会以毛驴作为代替，《祭驴文》（S.1477）的主人就曾骑驴击毬，在驴子死后，感到十分悲伤，因此写下“教汝托生之处……莫生军将家，打毬力须摊”的祭文。

《杖前飞·马球》（S.2049、P.2544）更是一篇描述唐代敦煌马球比赛全景的重要文献，反映了诸多有价值的信息。首先，马球比赛会在“时仲春，草木新”的时候，在专门的球场举行。跟现代的同类比赛一样，当时的马球比赛也是捉对厮杀。双方有专门的比赛服（“脱绯紫，著锦衣”），而用不同颜色区别彼此（“青一队，红一队”）。比赛的输赢，根据击球进门的次数判定，所以一开赛，两方便“空中球势杖前飞。球似星。杖如月。骤马随风直冲穴”。这个“穴”所指的就应当是毬门或是毬网。参赛者为此全力以赴，以至于到了“人衣湿，马汗流”仍不尽兴的地步。就像今天的许多比赛一样，古代敦煌人对马球的胜负也看得很重，所谓“前回断当不输赢，此度若输后须赛”，将竞技体育的魅力展现无遗。

还有捶丸，也是中国古代以球杖击球入穴的一种运动项目，前身可能是唐代马球中的步打球。唐时敦煌是军事重镇，当地的驻军也把马球活动作为重要的军事训练内容，并修筑了球场。

强体健身

由于古代敦煌地处边地，战乱频仍，民风中不能不有尚武的一面。除了马球之外，武术运动的流行，就是另一个鲜明的例子。

《诗经·小雅·巧言》有句话，叫作“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指的是那些既无徒手格斗的技艺，又缺乏勇敢精神的人，就是专起祸乱的根源。反过来，“拳勇”（徒手格斗），大概就是古代文献里出现最早的与武术相关的词汇。敦煌壁画中反映徒手格斗的内容有很多。428窟约是北周时期所开凿，窟内中心方柱后壁的下部，有拳术《对打图》一幅，表现的是两位身高体壮、精力充沛的武士正在对决。图中一人两手成掌，交叉于胸，另一人双手托起，纵步上前，两人之间一攻一守动作十分清晰。而61窟是五代洞窟，两名力士穿着宽袍大袖的服装，在方形地毯上对峙。右边的力士一手在前一手在后，用弓箭步直取对方；左边的力士则双臂弯曲，低俯身体，准备迎战。在地毯之外，又有多人正在围观。这似乎就是一场古代武术散打的公开比赛。

莫高窟第290窟北周壁画上的摔跤手。两名选手头发扎成髻，并饰有两个角——证明《水浒传》梁山泊燕青上前打擂时“除了头巾，光光的梳著两个角儿”的细节描述并非向壁虚构

与徒手格斗类似的，还有摔跤。南朝梁人任昉在《述异记》一书中记载：“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其中提到的“角抵术”，就是史书记载中最古老的摔跤术。到隋唐时期，“角抵”非常流行。《隋书·炀帝纪》载：“角抵大戏于端门街，天下奇伎异艺毕集，经月而罢。”《隋书·柳彧传》则说：“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这都反映出当时角抵表演和竞赛的规模之大。到唐代，角抵在每年元月十五日和七月十五日举行。《吴兴杂录》就说：“七月中元节，俗好角力相扑。”“相扑”一词起初只是“角抵”的别称，后来逐渐成了正名。如今日本号称相扑乃是该国“国技”，其实连这个名称都是在隋唐时期从中国流传过去的。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经幡画和白描画中，就能看到古人角抵（相扑）的场面。在一幅唐代幡绢画里，人们可以看到，两名选手在一个庭院里各自双臂前后上举，两腿前后半弓步，半侧身面对面站立，正准备伺机向对方进攻。两人均袒裸上身，腰间系一兜裆，光腿跣足，头上戴着幞头，体态壮硕，形象十分生动。选手刹那间的动态、神态与心态均被刻画得惟妙惟肖。

如果说这两人是在进行练习或是私下较量的话，另一幅唐代白描画（P.2002，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就描绘出了正式相扑的场景。一名裁判站立在两名选手旁侧，两名选手赤身裸体，仅在腰间系一布带兜裆，头发扎成髻，并饰有两个角——这说明，《水浒传》里“擎天柱”任原号称“相扑世间无对手”，“单搦天下人相扑”，梁山泊燕青上前打擂时“除了头巾，光光的梳著两个角儿”的细节描述并非向壁虚构。另外，白描画上这二人正扭抱相搏，一选手抓住对方腰带，另一选手抱住对方的腿，彼此相争，互不相让。画师对其动势和力量的描绘都达到细致入微的境地。

敦煌第290窟中的《射靶图》。来源/数字敦煌

除了徒手的散打与摔跤之外，箭术与剑术也可以纳入武术的范畴。敦煌290窟（南北朝时期）窟顶人字披上有幅《射靶图》，画的右面是射箭的棚子。棚子里有三个射手拉满了弓正在瞄射左边的靶架，架上挂着球形的箭靶。射箭棚前有四人，可能是监督或裁判；一人骑马，可能是拾箭者或报数人。从画里可以看出，当时敦煌的射箭规则已十分完善了。

剑术在敦煌遗书里出现的频率也相当之高。《酒泉子·咏剑》（P.2809）就写道：“三尺青蛇。斩新铸就锋刃刚。沙鱼裹欛用银装。宝现七星光。”至于《剑器词》（S.6537）更是敦煌曲子词中的名篇。这首五言八句体词也是迄今所仅能见到的珍贵的剑器舞（一种持剑并含有攻防套路的武舞，是音乐、舞蹈、诗歌三者结合的大曲）的真实记录。其中最后一段写道：“排备白旗舞，先自有由来。合如花焰秀，散若电光开。喊声天地裂，腾踏山岳摧。剑器呈多少，浑脱向前来。”全词通过英雄的舞姿表现出一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忠诚气概。

盘上博弈

“双陆”是一种古代敦煌流行过的棋类游戏。“陆”“六”二字中古时期同音（liuk），“双陆”就是以对局双方各有6枚棋子而得名。《资治通鉴》就说：“双陆者，投琼以行十二棋，各行六棋，故谓之双陆。”游戏者每次投掷骰子后，都要从多种方案中选择出最佳的走法，尽量把棋子移动及移离棋盘，并伺机打落敌子。在敦煌莫高窟中唐第7窟东壁门南，绘有一幅两人对弈图。画面中坐者是维摩居士，棋盘左右各六路，正是双陆博戏。

在古代敦煌，围棋游戏的风气同样颇为兴盛。敦煌遗书《维摩诘经讲经文》（S.4571）曰：“若至博弈戏处，辄从度人。”意思是维摩诘经常到下棋处，借观棋之机说法度人。另外，《王梵志诗一卷》（P.2718）也说：“围棋出专能。”围棋盘上的变化之多，是个天文数字，甚至远远超过可观测宇宙的原子总数，它对弈者智力与思维的要求，是其他大多数棋类游戏无法比拟的。

莫高窟中唐第7窟壁画上的对弈图。画面中坐者是维摩居士，棋盘左右各六路，正是双陆博戏

更重要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在英藏敦煌文献中发现一卷编号S.5574的《碁（棋）经》手写本。该写本卷首已残缺，存有的正文仅169行，约2500字。因为卷内文字不避宋、五代、唐、隋、南梁各朝诸帝的名讳，又将“黑子”称为“乌子”，主流意见认为其书成于北周。因为北周的开国君主虽是孝闵帝宇文觉，但北周代西魏，一如魏晋故事，早已由其父宇文泰奠定基础。因此北周创立后，追尊宇文泰为“太祖”，而以宇文泰小字“黑獭”，改称“乌子”正是为了避其讳。因此，《碁经》也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围棋著作。

这部《碁经》里提到的棋理与下棋技巧，已经达到相当高度。原始围棋的棋盘较小，可能只有纵横11×11道、13×13道，到三国时就出现了17×17道的围棋盘。三国时邯郸淳《艺经》载：“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位，白黑子各一百五十枚。”而《碁经·像名篇》里则出现了这样一句话：“碁有三百一十六道，放周天之度数。”316并不是一个完全平方数，很可能就是361（19×19）之误。这已经是15个世纪之后的当代围棋棋盘的格局了。

另外，《碁经·势用篇》还提到：“直四曲四，便是活碁。”按现代围棋理论，“直四”和“曲四”（L形弯曲四空）是标准的“活形”，特别是在棋盘中央或边上（非角部），它们不惧对方任何单手或连续攻击，都能轻松做成两个眼，形成活棋。反过来，“角傍曲四，局竞乃亡”。就是说，位于棋盘角落的L形曲四形状（今称“盘角曲四”），虽然看似活形，但因角落空间狭窄、外气少，攻方可制造劫争，守方则需赢劫才能做活。若终局劫材用尽，无法回应，这仍然是块死棋。

纵观《碁经》，其作者用心巧妙，将作战兵法的战略战术思想融会贯通于围棋之中。在第一篇（篇名佚失）中就记载：“不以实心为善，还须巧诈为能，或意在东南，或诈行西北……棋有万徒，是须详审，勿使败军反怒，入国重兴。”而后，作者则说：“夫棋法本由人心，思虑须精，计算须审，所下之子，必须有意，不得随他下讫遂即下。”这就精辟地论证了下棋之道在于斗智、详审，需要灵活应变，仔细观察才能取胜的道理。

翻检敦煌文献与壁画不难发现，击球的呼喊、孩童的笑声乃至棋子落盘的轻响都是古代敦煌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透过这些闲情与戏乐，人们看到的不是被史籍定格的古人，而是一群与自己别无二致，努力安放身心、度过人世的普通人。

参考文献：

1.李重申、李金梅：《敦煌的体育》

2.陈康：《敦煌体育研究》

3.高勇：《敦煌围棋史料述略》

4.易绍武：《敦煌壁画中所见的古代体育》

5.王泽湘：《敦煌歌辞中的体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