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杠杆投资开户他在刘志丹问题上差点双开, 17年后申诉两个问题被采纳, 主责不变

1959年，中监委对朱理治在1942年西北高干会议上被定性进行重新审查，对当事人提出的两个问题申诉采纳，但对他的主责是不变的。

主责很严重，被撤销当时的职务，而且三年内不得担任党的主要领导职务，过去他当过鄂豫边区党委书记，一个根据地负责人，后到延安当银行行长。考虑到他过去为革命有贡献，原本要开除党籍被保留下来，但给予最后严重警告，一旦有隐瞒的情况直接开除党籍。

元股证券:ygzq.hk

1935年9月，身为西北根据地负责人的朱理治，随着红25军抵达陕北后，开始对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进行审查，认为他们存在右倾问题，结果导致刘志丹等一批高级干部被错捕，二百多干部被错杀的严重后果。

事件发生后，中央及时赶到而避免更大悲剧的发生，并对直接执行人聂洪钧、戴季英进行处分。作为中央代表团书记、陕甘晋省委书记的朱理治并没有第一时间展开追责，或许考虑当时外部局势，使得他们的问题被拖到7年后的1942年西北高干会议召开时才解决。

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朱、郭、聂、戴等都进行过发言，因为对聂、戴早就进行处分，他们在会上发言，但主要追究对是朱、郭等未被处分的干部的责任划定。最终两人都被定性为事件的主责，并认定他们有意加害刘志丹等26军干部，同时也认定他们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

对于被定性为主要责任人，朱理治虽然有不少客观原因，认为听取北方代表的错误交代，轻信了陕北个别干部的错误反映，但他表示自己确实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当时的一把手，没有他的拍板事情不会出现。可有两件事，认为不是事实。

第一，自己偏听偏信个别人的反映，轻信逼供假材料，对西北的情况缺乏系统调查了解，但他的错误不是出于个人对刘志丹等人的陷害。也就是说，他是在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做出的错误决定，不是因为个人对26军干部有意见。

第二，自己没有拒绝过迎接中央，因为从缴获的敌人电文得知中央红军抵达陕甘，聂洪钧在前方指挥15军团作战，前方的负责人准备让15军团迎接，并给朱理治写信征求意见。意见就产生了，有人认为敌人电文中央红军抵达时间已经过了，没有见到，如果部队去迎接，去哪里迎接呢？如果主力离开苏区，敌人可能乘虚而入。不如部队向南出击，调敌人部队，牵制敌人，策应中央，不管中央抵达西北哪里，都可能减轻压力。

这一点程子华、朱理治、郭洪涛等人都认可这样的说法。虽然没有直接前往迎接，而是间接策应，但绝没有拒绝迎接。

因为在西北高干会议上的形势下，一些客观正确的事实，往往会被大的问题所裹挟，做出的不合理的处理。回顾历史，有人可能在某段时间做出过错误的决定，在进行揭查批时可能整个人都进行否定，这样的是会有的。

在那种形势下，不少西北干部受到的委屈和质疑，很容易上纲上线，尽管要辩解是没有机会的，也是不认可的，这并非故意，也有所谓客观和主观因素在里面。